人大代表热议土壤污染 建议立法尽快出台
核心提示：3月9日下午，浙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提出，中国农田的土壤
3月9日下午，浙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提出，中国农田的土壤污染问题比较严重，主要来自农药、化肥、抗生素等，导致土壤地力下降。
“日本的土壤有机质水平大约为18%-20%，美国、欧洲大概是15%-17%，中国东北原来在2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12%以下，南方则基本在5%左右。”他说，“专家分析，土壤有机质含量如果低于3%，即使再施用化肥效果也都很差了。”
全国人大代表、开山集团董事长曹克坚也表示，在德国，农田有轮休的制度，不准种三季，只能种一季，有的甚至还要停耕，而我们一直是在竭泽而渔。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孙勤曾经参与过全国人大对黑龙江省的调查，他表示，黑龙江省其实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开始试着推广大田轮耕，但现在才刚刚起步。
这一话题很快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关注，有人问，现在有没有关于土壤污染的立法？答曰，没有，只有国务院的条例。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徐秋芳表示，目前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大概有93条，每一条下面还有很多细则，基本涵盖了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本届人大任期之内还不会出台。
孙勤解释道，按照立法计划，2017年是本届人大的最后一年，土壤污染防治法会上人大常委会“一读”，但要到“三读”就没有时间了，所以土壤污染防治法要等到下一届人大任期内才能出台。
他表示，“我到海参崴去，看到俄罗斯政府卖给农民的化肥、农药都是根据土地面积来销售，多了不行，就是为了控制农民不能使用过量。但在中国，农资公司有钱就卖了。”
徐秋芳表示，控制土壤污染，需要国家层面统一进行。以浙江临安为例，浙江省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但临安靠近安徽，农民们就去安徽购买，因为那里不控制。
“过去，临安的山核桃都是自然生长，味道也比较好，但因为价格高，农民就扩大种植面积，拼命提高产量。本来，山核桃的生长有‘大小年’，一年丰收一年不丰收，因为丰收之年营养消耗比较多，第二年就会减产。但老百姓(45.140, -0.04, -0.09%)为了追求高产量，就拼命地施用化肥、除草剂，结果现在山核桃退化得很厉害，整批整批地死掉，味道也很差。”她说。
“还有山东寿光的设施栽培，本来一斤肥料下去就会有效果，后来不行了，两斤、三斤……越来越多。现在利用率已经很低了，但不施又不行。”她表示，“目前，氮肥的利用率只有8%，100斤化肥只有8斤的肥力，更多的则排放到大气中变成温室气体，或者进入地下水造成污染。”
听到她的发言，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常委徐加爱说，土壤污染防治法应该尽早出台，因为关系到子孙后代。坐在他对面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吕彩霞马上表示：“一直在推。”
最后，主持人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陈剑平作为专家来谈谈看法。陈剑平表示，三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本单元的，“千家万户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非常盲目。结果造成，我国的农药有2/3是浪费的，只有1/3真正用到了病虫害的防治，化肥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怎么解决？归根到底还是要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本单元的状况，改为以家庭农场为基本单元；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打造经营式的职业农民队伍；发展有社会责任感的农业“航空母舰”，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市场，通过良好的订单流、科技流、产品流、现金流来整合各方面资源，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市场、经营主体、生产资源是农业的三要素，这其中，市场、资源都是比较固定的，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就是经营主体。要高标准打造农业龙头企业和职业农民队伍，如果做好了，农业的效益、质量都能提高。”他表示，“关键还是在政府，怎么样才能激活体制机制，实现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