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应从传统中汲取智慧

无论是在新闻媒体、政府报告里，还是在学术期刊或科普读物中，“农业面源污染”绝对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环境形势，农业管理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2015年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颁布了《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力争到2020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的总体目标，明确了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的治理途径。而且提出不仅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还将充分发挥农业生态服务功能，把农业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的“生态屏障”。

    这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因为，农业不仅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还担负着美丽中国生态屏障的重任、农村社会稳定的重任、农民就业增收的重任、农耕文化传承的重任。毋庸讳言，农业在“负重行军”。

    农业本不该如此。

    100年前的1909年，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金为了寻找传统农业的真谛和解决西方农业发展问题的良方，远涉重洋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古老农耕体系，1911年出版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让我们看看他的发现：

    “在20世纪，一场大规模的货运活动展开，满载着饲料和化肥的货船驶往西欧和美国东部地区。使用化肥从来都不是中国、朝鲜和日本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东亚民族保存下了全部废物，无论来自农村和城市，还是其他被我们忽视的地方，收集有机肥料应用于自己的土地被视为神圣的农业活动。”

    金教授进一步指出，“假如能向世界全面、准确地解释仅仅依靠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农产品就能养活如此多的人口的原因，那么农业便可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具有发展意义、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产业。农业发展进程中，许多农业生产技术和操作习惯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消失的实践经验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但是几世纪之前，东亚三国的农业已经能够支撑起如此高密度的人口，并且持续发展至今，这个现象成为此项研究的一大亮点。现在，进行此项研究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与100年前相比，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更为严重。100年前，西方农业发展要向东方学习；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现代农业发展则要汲取传统农业的智慧。

    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2005年成为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大学陈欣教授团队经过6年的试验研究，揭示了物种间的正相互作用及资源的互补利用是稻鱼共生系统可持续的重要生态学机制。鲤鱼通过冲撞稻秧，导致稻飞虱落入水中，降低其对水稻危害。同时，鲤鱼冲撞能够使清晨水稻叶片露水坠入水中，减少稻瘟病原孢子产生和菌丝体生长，降低其对水稻危害。鲤鱼取食甚至连根拔起许多杂草，显著降低稻田杂草数量。作为回报，水稻再给鱼类提供食物（昆虫和水稻叶片）的同时，还能够抵挡烈日照射，降低表层水温，除此之外，水稻能够利用氮素，降低水中铵盐浓度，为鱼类生长创造良好环境。相比常规水稻单作模式，稻鱼共生系统能够降低68%的杀虫剂和24%的化肥施用。

    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具有1000多年的历史，2011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的研究发现，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可以有效控制杂草、减少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的虫量。鱼和鸭的取食、掘根、践踏及中耕混水等活动对于系统内有害生物的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鲤鱼是杂食性的，除了摄食小虾、昆虫幼虫等以外，还摄食各种藻类、水草根叶、植物果实等。鸭也为杂食性，除捕食昆虫及其他小动物外，对稻田杂草也有取食。鱼、鸭的活动减少了禾苗的无效分蘖，改善禾苗个体发育，使其抗病虫能力增强，同时，鱼、鸭的活动还改善了稻田通风透光条件，恶化了病虫滋生环境，从而有效抑制了稻田病虫的危害。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我国唯一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0年认定）和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认定）两个“世界级品牌”的遗产地，很多游客往往震撼于美丽壮观的梯田和哈尼族人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但这个传统农业系统中还有许多科技秘密。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院士团队发现当地农民依然采用常规水稻与传统水稻间作的种植方式。研究发现，这种典型的多样性栽培技术隐含着利用遗传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秘密：汕型杂交稻与优质地方稻品种混合间栽比同一品种净栽对稻瘟病有极为显著的控制效果，尤其突出的是混合间栽中高度感病的优质地方稻品种对稻瘟病的发病率、病情指数均有极显著的下降，防治效果达83%-98%。利用水稻遗传多样性控制稻瘟病，可以使每亩水稻净增量达到50%，同时减少60%的农药使用量，提高土地利用率10%到15%。

    问题不是要不要农业，因为只要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离不开为我们提供食品与用品的农业。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农业，智慧的农耕方式提供给我们的除了优质的农产品外，还有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关键的问题是要走绿色发展之路，而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汲取传统农业智慧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祝愿金教授的“预言”能够实现：这个充满活力、堪称伟大创举的农耕活动，已经有了4000年的不断积累，而且这个势头还将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