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再出发｜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核心提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农村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全国。波澜壮阔40年，上海郊区农村沧桑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农村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全国。
波澜壮阔40年，上海郊区农村沧桑巨变，而今迎来“乡村振兴”，绘就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新图景。
联产承包 势如破竹
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方式，冒着巨大风险立下一纸生死契约，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摁下红指印，分田到户搞“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
上海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围。吴振兴是土生土长的嘉定人，尽管后来前往市区求学、工作，他对这片土地感情深厚。1978年，38岁的他进入市委办公厅工作，重点联系郊区，让他欣喜与自豪的是，上海的农村变革正是从家乡嘉定率先起步。
“最早试行全部作物联产到劳责任制，是嘉定封浜、曹王、外冈的4个生产队，其中3个原来集体经济没有搞好，社员收入较低，所以这次社队干部自己带头。”吴振兴回忆，他们把全部作物和耕地分到劳动力，实行包产、包工、包本，分户结算，超产奖励，减产罚赔。“试行责任制，克服了‘大呼隆’劳作的现象，吃大锅饭、磨洋工没有了，鸡鸭任意糟蹋庄稼没有了，社员关心生产、钻研技术的都多了！”
到1980年5月，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到嘉定20多个生产队，这在全市引起震动，既有“靠真本事吃饭”的赞成声音，也有“家里劳力不足”的担忧困惑。吴振兴记得，市委专门组成了调查组，最终提出了“尊重意愿、尊重实践、把选择权真正交给群众”的建议。
1980年9月，中央下达《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并从1982年到1984年，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在政策上引导与支持。
至1983年5月，上海市郊95.4%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自觉钻研生产技术、提高农活质量、实行精耕细作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增收。上海因地制宜，在此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专业化和产业化的道路，形成了“农工商一条龙”的独特模式。
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被评价为“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上海乡镇企业起步较早。1979年初，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毛麻公司与当时南汇周浦等四个乡联合创办大治河毛纺厂，是全市第一家“工农联营”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然而，以苏锡常为代表的苏南模式却风头更盛，在政策上比上海更具优势，尤其是税收、信贷、职工工资列支标准等方面。对此，上海干部多次考察学习，逐一对照找出差距，提出上海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方案。
1984年7月，上海市委、市政府通过调研，提出简政放权和发展乡镇工业。9月，市政府转批了关于扶持乡镇工业发展的意见，当月上海郊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益联纺织有限公司在松江创办，拉开上海乡镇工业发展“三资”企业的大幕。
乡镇工业迎来腾飞，也诞生了许多“第一”：“第一个亿元乡”马陆，“华东第一乡”马桥，两批“骏马”你追我赶，领跑郊区经济发展。还有一组数据更加直观：1985年郊区乡镇工业产值为84.25亿元，1990年上升至235.47亿元。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开发区、民营经济城如雨后春笋，外资项目不断落户，使得上海乡镇工业出现了又一次飞跃。
1992年7月，华东第一个私营经济开发区——青浦富民经济区成立，所在的蒸淀乡一跃成为上海郊区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乡镇；12月，嘉定嘉宝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股，至年底沪郊上市的乡镇股份制公司已达4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达593个。
当年，上海郊区乡镇工业企业产值突破500亿元，实际完成产值523.8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1.6%。随后，乡镇企业在发展中改制，趋向知识密集、技术密集、附加值高、出口值高的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产销一体 科技兴农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郊区农村耕地约450万亩，是典型“大都市，小农业”。而乡镇工业带来农村巨变，也带动大批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向二三产业转移。1992年，在乡镇企业务工者超过150万人，而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235万，占比超过60%。
“以后大上海也许不会再有农业部门了，你这个农委主任要失业了！”张燕时任市农委主任，对当时农口以外朋友的调侃记忆犹新。“上海的农业增加值虽然只占全市GDP的几个百分点，却是四两拨千斤。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上海稳定发展的关键。”
张燕介绍，上海农业的定位是“都市农业”，即通过都市的科技影响力、经济辐射力，促进工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例如，为破解市民的“吃菜难”，上海启动了“菜篮子工程”，先是在郊区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副食品生产基地，保障基本供应，后又扩大棚架温室等园艺设施面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绿菜工程体系。
“菜篮子工程”的核心，在于改革产销管理体制，突破此前产销不见面的局面。1991年11月起，上海放开蔬菜生产品种、零售经营和购销价格，鼓励农民参与流通、加快产销一体化进程，至1995年，通过多渠道上市的蔬菜已占到全市蔬菜总供应量的40%。
实施科技兴农，上海专门成立了“科技兴农项目办公室”和“农业成果产业化办公室”，财政经费拨款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500万元，增长到2000年的每年2亿元，利用上海人才、技术、制造业的优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三高”农产品。
1994年9月，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园区成立，是全国首个综合性现代农业园区，1998年率先引进荷兰等国外自控温室技术，2000年自行设计建起第一座国产化温室。科技成为引领和支撑上海都市农业发展的新引擎，保障和丰富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统筹城乡 协调发展
伴随乡镇企业成为上海工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郊区农业成为全市居民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城乡之间的要素加速流动，上海城乡融合与渗透愈发凸显。
早在1984年，上海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并率先提出“城乡通开”“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
1986年，上海提出“一二三四”工作方针，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坚持农民口粮立足自给、城市主要副食品供应立足郊区两个立足点，促进三业协调发展，建设大工业扩散基地、副食品生产基地、外贸出口基地、科研中试基地等四个基地。
这既是发展郊区的迫切需要，也是突破市区的拥挤困境。1986年10月，上海首个经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出炉，明确中心城、卫星城、郊县小城镇、农村集镇4个层次分明、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上海城市人口密集，用地十分紧张，要坚持逐步疏散，有计划地把中心城的部分工厂企业和人口分散到市郊，利于改造旧市区，加快建设市郊城镇。”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也带动上海郊区发展。
1995年，上海提出了郊区“三个集中”，即农田向规模经营的大户和农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市区要体现繁荣和繁华，郊区要体现实力和水平”等方针相继出台，城乡功能定位进一步明晰优化。
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形成“多轴、多层、多核”的市域空间布局结构。
“上海的发展空间，从66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拓展到6000平方公里的市域范围。”2003年，毛佳樑担任上海市规划局局长，他坦言城乡一体化不仅是郊区农村工作，而是整个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可以说，郊区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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