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是应该顺应经济结构变化还是迎接挑战？

 

引言

 

 

农业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遇到了份额迅速降低、比较优势下降的调整问题。是顺应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迎接挑战,还是回避这个困难搞农业保护主义;如果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结构调整,又是如何对待农业经济本身?

 

 

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到对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看法,即需要回答,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基础作用是否依然存在?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基础作用,集中表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其他一切产业得以发展的前提。

 

 

当经济发展了,农业份额下降了,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降低了以后,看一看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否仍然是重要的发展条件,就可以从总体上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将不同收入组经济的农业份额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比发现,经济越发达,农业份额越小,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

 

 

资料显示,高收入经济的农业产值份额仅为低收入经济同一比值的6.3%,农业劳动力份额为低收入经济的8.6%,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是低收入经济的43.8倍。从这里得到的印象是重要的,即经济越发达,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农业份额也越小。发达的经济与份额小、高度发达的农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没有随其份额下降而降低。

 

 

发展经济学家早在60年代初就概括了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四种贡献。第一是“产品贡献”。经济发展总是以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为特征,非农产业对于农产品的原料需求及非农业人口对食品的需求,都要求农业的相应增长。

 

 

第二是“外汇贡献”。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构成了一个国家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该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进口的设备,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农业的创汇。第三是“要素贡献”。随着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中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转向非农产业,成为后者发展和扩大的要素源泉。第四是“市场贡献”。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很大,非农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要依赖农业人口作为消费对象。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非农产业提供不断扩大的市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对于发达的经济,农业份额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上述四种贡献是否依然存在;如果存在,其与低收入经济农业占有很高比重的情况下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是否意味着农业的重要性降低;此外,在新的情况下,农业是否具有了新的贡献。

 

 

其实,论证在经济发展的更高水平上,农业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作出巨大的贡献,是一种非常学究式的工作。现实中很少有哪一个政府从本意上到政策中都忽视了农业的重要性。而恰恰相反,农业和农民在任何政府和政治家的眼里都是未被忘记的。政治家没有忘记农业,没有忽视农业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一定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制定和实行什么样的农业政策,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所以,我们下面所要检验的事实,与其说论证农业的重要性没有降低,不如说通过这种考察,帮助人们理解当今农业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来看“产品贡献”。“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仍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经济如何发达,人要吃饭这个事实却改变不了。在发达国家,人们驾驶豪华汽车,居住舒适的洋房,欣赏高保真音响,畅玩迪斯尼乐园,周游世界名胜等等一切现代化享受,都是建立在“衣食足”的前提之上。没有发达的农业基础,其他消费和享受都不过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国家已经相当发达。但一旦战争爆发,农业生产能力被破坏,食品出现短缺,人们也只好吃配给的食物,喝咖啡的代用品。事实上,经济越发达,人们越是追求新的享受,越是要求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

 

 

其次看“外汇贡献”。不容讳言,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来说,依靠农业作为外汇主要来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农业作为外汇来源或作为平衡经常项目的重要工具,仍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在各国之间存在着农业比较优势的差别,就必然有大规模的农业贸易存在,农业的创汇就不容忽视。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发达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战,以及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始终作为一个重要议题,都证明了农业对于发达国家贸易平衡的重要意义。

 

 

第三看“要素贡献”。在发达程度低的经济中,非农产业的发展固然要靠从农业中转移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非农产业发展转而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积累。但劳动力的来源通常仍然有赖于农业中的剩余。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业这个剩余资本的来源并未消失,只不过改变了资本转移的方式。

 

 

譬如说从强制积累转变为自愿积累,从征税渠道变为间接融资渠道。即便到了农业份额相当低的发展阶段,农业的要素贡献也不会消失。只需反过来作一个设想,如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突然大幅度降低,农产品供给首先受到影响,继而市场上出现短缺现象,农产品价格便会上涨。

 

 

作为产业之间的必然反应,非农产业中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就会向农业部门转移,而这些部门本身的发展则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放慢速度。最后看“市场贡献”。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显而易见,结论也是直截了当的:一方面,只要有农民存在,其作为消费者必然占有非农产业的一个份额。

 

 

农民收入每增加一定幅度,其购买的非农产品数量,也相应于其收入的需求弹性而增加;另一方面,既然长期来看,农业人口的比重趋于降低,这个人口部分所购买非农产品的比重也必然趋于降低,农业所作的“市场贡献”也相应减少。此外,农业具有另外若干个不容忽视的作用或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丝毫没有降低,反而具有增强的趋势,并且对于各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制定有重大影响。

 

 

第一个是“安全贡献”食品的安全供给,从来就是农业所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一个国家能否保证食品的安全,关系到战争的胜败、谈判的地位和民族的尊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试想如果没有美国的包括食品援助在内的“租借法案”,欧洲战场的局面势将更加严峻,战争的胜利也许会延迟。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曾用粮食禁运作武器制裁前苏联,以提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冷战结束了,但局部的战争却不绝如屡,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绝没有降低。

 

 

特别是,当今世界所赖以立足的地球,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生态环境在变化,自然灾害频仍。由于农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并没有改变,任何自然界的变故首先会伤害农业。所以,一个高度发达的、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农业经济,永远不是多余的。

 

 

第二个是“选票贡献”。无论在哪个时代,东方还是西方,农民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即使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当“苛政猛于虎”时,农民也会揭竿而起,以极端的形式反抗统治阶级。撇开这种极端的情形,历史上统治阶级总是采取种种手段安抚农民,以消弭农民的暴力反抗。

 

 

如中国历史上的诸种“均田”形式和轻徭薄赋政策,就是通过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稳定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西欧历史上的封建分权制度,也是为了使庄园主可以通过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享受的满意度,以分割利益集团,提高集体行动的成本。

 

 

不过,农民真正成为不可忽视的利益集团和选民基础,还是当他们的人数降低到较小的一个比例时。此时集体行动的成本降低了,游说激励提高了,从而谈判地位也就提高了。农民选票的重要性无疑来自于农业的重要地位。第三个是“环境贡献”。

 

 

人类最初对于所生存的环境,以及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采取的是只取不予的态度。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变得越来越紧张。于是,只取不予代之以人类通过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物质交换。

 

 

但长期以来,大多数社会关心的仍然只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当价格等一系列信号被扭曲的情况下,人类对于环境和自然资源则难以摆脱“竭泽而渔”的态度,这意味着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发达,环境恶化的趋势有可能加剧,资源的再生速度赶不上人类对其进行掠夺的速度。终于,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长此以往,人类面临的将会是资源枯竭、百鸟齐喑的“寂静的春天”。

 

 

于是,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或称绿色和平运动”。在一些国家和国际范围,从事这种运动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近年来这一运动更有升温的趋势,从而使相当的一些国家的政策出现“绿化”的倾向,即凡是不符合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政策和主张,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从而无法落实。

 

 

由于农业这个古老的产业是与自然和环境打交道最多、关系最紧密的,所以由此引发的“绿色之争”也最多,尽管这种争论可能是多维度的。例如,有人会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批评农业保护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对国内农业生产给予过度激励。如休耕计划加价格保护,就会诱导农民想方设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导致农业对化学品的过分依赖,如化肥、农药的滥施。

 

 

有的观点则相反,认为农业贸易的自由化会提高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提高一些国家增加农产品供给的动力,由此可能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巴西农业发展政策导致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破坏,就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农业相对来说是对环境友善的,所以主张维护农业的重要产业地位。

 

 

这些出于同一目标而观点对立的争论,形成了所谓的“二律背反”,在现实的政策制定中形成的一种抵牾之势,使各种可能的政策倾向都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但由此农业成为个重要的政策筹码,也成为它作出贡献的一个方面。对于任何时代的政府和政治家来说,农业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贡献,从来不会被真正忽视。

 

 

而农业政策的扭曲恰恰是来自农业的上述贡献,即政治家通常根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需要而偏重于农业的某些贡献,忽视或故意冷淡农业的另一些贡献。例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政治家一方面为了从农业取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有组织的工业企业家的政治游说,就偏重于农业的要素贡献,并采用扭曲的政策剥夺农业剩余。

 

 

在发达国家,农民与工业企业家之间的谈判地位和游说激励逆转了,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的成本收益关系也变化了。所以,他们又往往垂青于农业的选票贡献,并以食品安全及环境保护等为借口,对农业实行另一种扭曲。

 

 

保护主义的政策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必过分关注上述所谓种种“贡献”,而应该着眼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而农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方向,又是来自于市场的竞争和价格信号。所以,探讨农业中市场机制如何作用,以及农业技术变迁的机制,可能比讨论农业的“贡献”更有意义。